《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于仕宦名门。
22岁时，吴敬梓的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经历了这场变故，他由激愤变为任达放诞，将父亲遗产挥霍殆尽，逐步落入贫困交加的境地。他在33岁时，变卖了在全椒的祖产，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吴敬梓也曾想走科举荣身之路。可是，他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之后，始终不能博得一第。29岁时，去滁州参加科考，因为他的狂放行为被禀报到试官那里，终以“文章大好人大怪”而落第。36岁时，曾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参加了地方一级的考试，但到了要赴京应试时，却以病辞。几经波折，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不愿再走科举仕进的道路。晚年，他常到淮扬访友求助，后来就在扬州结束了他坎坷潦倒的一生。吴敬梓的作品涉及的领域有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等，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
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
考略吴敬梓的生平，他在移家南京后不久即频频壮游江淮间。河下不仅与其有着很深的渊源，更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程晋芳《文木先生传》、陈美林《吴敬梓评传》等著述明确记载，吴敬梓两次到淮安河下，其主要目的是探访文友程晋芳，以解家庭生计和燃眉之急，并得其精神慰藉。
程晋芳（1718—1784），先名志钥，又名廷璜，字鱼门，号蕺园。自高祖时由歙业盐来淮。虽然出生于“两淮殷富”的盐商家庭，但他在三兄弟中“独愔愔好儒”，且为人豪爽，“性好施予”，招待四方来淮学者毫无吝色，各地学人乐与之结识交游。据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二《严东有诗序》，中有“始识，子时年二十四，吾尝语子，以为子才可及，年不可及，今东有亦犹是也”这样的语句，据此可以推知二人的初次相识当在乾隆六年（1741），其年吴41岁，程24岁。
乾隆六年（1741）冬季，程晋芳热情邀请刚订交不久的吴敬梓到河下家中作客。吴敬梓欣然前往。在河下，两人意气相投，除了研究学问，又作赋吟诗，互相赠答，“惬意无间”。《文木先生传》云：“辛酉（1741）、壬戌间（1742），延至余家。”据此可以推知吴敬梓第一次离开河下的时间当在1742年春，还可以推知1741年的春节，吴敬梓是在河下程家度过的。
河下古镇夜景 朱红辉摄
乾隆八年（1743）至十四年（1749）之间，吴敬梓再度去河下程晋芳处相访。这时他的生活越发困顿，不仅行囊如洗，连士子须臾不能离身的笔砚也没有。程晋芳见此状况问他何以困窘到这等地步，“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吴敬梓自我解嘲地笑答：“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引文见《文木先生传》）这次在淮安程晋芳家的聚会虽无具体时间记载，但吴敬梓主要为寻求经济资助而来，当不会逗留过长，即返回卜居地秦淮水亭。
吴敬梓与程晋芳的交游，不仅在经济上从程晋芳处多得赞助受益不少，更由于他在程晋芳家中曾生活过一段时日，而对河下盐商的生活起居和个性爱好等，也不乏感性体验，这一切都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生活素材。如小说中着意刻画的骄奢淫逸的盐商典型宋为富，其原型之一即出自河下程家。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以下简称《考略》）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记载，指出：“《外史》所写的宋为富，实际上就是淮北程家，敬梓取古语‘为富不仁’的意思，隐寓讥讽。”《儒林外史》中塑造的另一大盐商万雪斋，也是汇聚了安麓村、淮北程氏盐商等在内的盐商骄奢豪华、糜烂腐朽生活的感性材料以提炼创造的盐商典型“这一个”。而作者创作的正面富商的典型形象庄濯江，亦据何泽翰《考略》：“庄濯江是摄取程济江的主要特征作为原型的”“‘濯’与‘浒’字义相因”。程济江即程晋芳父辈程梦星（号拼江），也为两淮盐商俊秀。又如被《儒林外史》中正面士人典型武书、杜少卿（原型为吴敬梓）极为称赞的“女中豪侠”沈琼枝，其原型即松江张宛玉，因“嫁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其人其事，当也系吴敬梓在与程晋芳等友人的交往中所耳闻，并获友人程廷祚与他的书信（见程廷祚《青溪文集》卷六），而潜心搜集相关素材，据以改造加工和提炼，塑造出沈琼枝这一光彩夺目的奇女子形象。
作为吴敬梓的挚友，程晋芳对《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他赋诗赞其“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又说其“穷极文人情态”。同时，程晋芳所写的关于吴敬梓的诗文是研究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重要资料，其中《文木先生传》是唯一一篇同时代人所写的传记。通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到吴敬梓的家世、生平际遇、思想性格、交游以及《儒林外史》的成书时间。由于相关资料极少，程晋芳的相关记载对于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研究显得弥足珍贵。这也可以说是河下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这部名著的又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