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来源：《羊城晚报》
据党史专家何方考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改革”二字虽然出现两次，却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一次未提。对于“改革”的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近读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令我有所触动的不是“改革”，而是与“改革”相提并论的“开放”二字。
1986年1月6日，胡耀邦在胡德平署名古平的《谈开放》打印稿上给郑必坚批示道：“这是德平的小文章，这一篇倒有一点点可取之处。哪个期刊登一登这样的东西，我也不反对。你看如何？（题目不妥）”这篇文章经过修改，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开放观》为标题，刊登于同年4月21日的《北京日报》。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中国的满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在他看来，随着《共产党宣言》没有预见到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完成殖民地化，以及亚洲市场的逐步打开，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因为地球是圆的，……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
其二，恩格斯认为，在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被迫欧化”，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社会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
其三，马克思此前还在两篇论印度的政论文章中指出过，随着自然经济的崩溃和宗法社会的瓦解，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社会成员，应该从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从而表现出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并且由此归结出一个全球化的理论课题：“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预言，很快便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落实。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条御誓文”，明确表现出以全球化眼光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开放心态和价值追求，史称明治维新。一直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中国人，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不愿意彻底放弃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导致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一举推翻。1949年之后，随着同样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国社会却在奉行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再次进入新一轮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极端状态；直到1978年之后才逐渐启动向欧美、日本接轨学习的改革开放。
据胡德平介绍，1985年夏季的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这封信，不仅自己反复细读，而且还对胡德平说道：“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由此可知，胡德平的上述文章是在胡耀邦直接影响下执笔写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胡耀邦已经初步形成的开放观。
反观历史，坚决主张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胡耀邦等人，当年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形容的几千年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思维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就是“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1978年5月11日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直接导致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讨论，虽然取得初步胜利，却也注定了胡耀邦的政治悲剧。胡耀邦以全球化眼光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结果，是1987年1月被迫辞职，以及1989年4月15日因病去世。借用胡德平的悼亡诗来加以形容，就是“四月十五日傍晚，/有几行稀疏的雨。/在沉默中/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他的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